丘濬（1421—1495年）字仲深，号深菴，出生于海南琼山县府城西厢下田村（今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金花村），时人尊其为琼台先生或琼山先生。丘濬一生，历事景泰、天顺、成化、弘治四朝，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、侍讲学士、翰林院学士、国子监祭酒、礼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等职，曾参与《寰宇通志》《英宗实录》《大明一统志》《续资治通鉴纲目》《宪宗实录》的编纂工作，弘治七年（1494年）升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。卒年七十四岁，赠太傅左柱国，谥文庄。

　　丘濬不仅是明朝成化、弘治年间著名的政治家、史学家和思想家，同时也是一位文学家。他早负“神童”“读绝”盛名，身后御赐“理学名臣”，史称一代“文臣之宗”。可以说，丘濬的读书和笔耕紧密伴随着他一生的仕宦生涯，他对于文风、学风的思考与实践也在此过程中渐次开展。

　　博极群书，积学成德为己任

　　丘濬的文坛革新理念根基为其渊博的学识，而这与其自幼博览群书密切相关。丘濬在明朝宰辅中即以“博极群书”著称，史载他自少至老，手不释卷，举凡六经诸史，古今诗文，九流笺疏之书，以至于医卜老释之说，无不深究。而此种阅读习惯始于其童蒙时期，其弟子蒋冕（1463—1532年）提及丘濬时，称其“自幼有志于学，凡身之所至，耳目之所见闻，心思之所注想，苟有益于身心，有资于学识，有可用于斯世斯民者，无一而不究诸心焉”。事实的确如此，丘濬自小热爱读书，十三岁时已熟读五经，并多方阅览其他领域的书籍。

　　丘濬家庭并不富裕，《藏书石室记》载，他七岁丧父，家中数百卷的书籍尽数散失，所余书籍也多为支离破碎之残书。由于无法找到可参考或阅读的书籍，而他又对知识有着极度渴望，因此他扩展了阅读来源。一方面“求诸于市肆”，《西园闻见录》载，丘濬无钱购书，便“借诸市肆，虽释老技术亦所不废”。然而市场上所售书籍大多是俚俗驳杂，带来的收获甚小，因此，丘濬亦经常向亲朋戚友借阅，“家贫无书，尝走数百里借，必得乃已”。在借书过程中，丘濬时常遭受冷眼，“甚至为人所厌薄，厉声色以相拒绝，亦甘受之，不敢怨怼”。但丘濬并没有任何怨愤之情，功成名就后，在故乡创建奇甸书院、修造藏书石室，回馈乡亲。

　　景泰五年（1454年），丘濬以二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进士，初到京城任翰林院庶吉士，并担任编修。翰林院为全国典籍汇聚之所，丘濬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极力汲取知识的滋养，因此在翰林院任职的几年光阴，为他的学问奠定了基础。其间，丘濬在其京城居所建立了他的私人书斋，名为“槐阴书屋”。在“槐阴书屋”中，丘濬“日居其间，翻阅书史，口诵心惟。凡古圣贤所以用心而著于书，古帝王所以为治而具于经史者，与夫古今儒生骚客所以论理道写清景而寓于编简者，皆得于此乎神交梦接之而肆吾力焉”。丘濬通过博览群书，提升了他在经史方面的造诣，为他后来改革文风、参议国事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。

　　明代古籍《双槐岁钞》记录了丘濬嗜书之事：“概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，自少至老，手不释卷”“家积书万卷，与人谈古今名理，衮衮不休”。读万卷之书，通古今之理，因此丘濬与人交谈，可以“衮衮不休”，被称为“当代通儒”。

　　返体于正，明道达用纠文风

　　永乐至成化几十年间，在“太平盛世”的氛围下，诗文饱含富贵福泽之气。尽是粉饰太平、歌功颂德、“应制”和应酬之作，诞生的所谓“台阁体”貌似雍容典雅、平正醇实，实则脱离社会生活，既缺乏深湛切著的内容，又少有纵横驰骤之气，徒有其工丽之形。这种文风由于统治者的倡导，一般利禄之士得官之后竞相模仿，以致沿为流派，文坛风气遂趋于庸肤，而且千篇一律。“台阁体”萎弱冗沓的文风至成化以后渐为时代所不容，革除其流弊的呼声愈来愈高，在茶陵诗派的崛起，以及随后李梦阳、何景明“前七子”倡言复古之前，丘濬就已经注意到此弊端。

　　丘濬生于珠崖，经史知识多靠自学积累。到了北京后，花了三年时间在时任国子监祭酒萧镞门下学习。萧镞专长文学，不重空言，丘濬受此影响亦文风严谨，思想和学术专注于经世致用。丘濬常说的是“作文必主于经，为学必见于用，考古必证于今”“达意而止，质实之中，而有自然文彩，醇然其无滓，绎如其无类，淡乎其有余味”。即为学作文应该遵循经典依时务而作，要有助于解决现实问题，与之相对应的文风应该是理正气盛、雅正温厚、平易顺畅，而非奇诡险怪、浮华空疏。即便作诗，丘濬也倡导自然趣味，主张“吐词操语不用奇，风行水上蚕抽丝。眼前景物口头语，便是诗家绝妙词”。丘濬将此理念应用于自身创作中，如“帝城品物多佳味，每恨慈亲未得尝”（《思亲》），“孔怀此日归心切，相见他年有命无。最是不堪闻感处，霜天鸿雁夜相呼”（《闲中有怀伯兄》）皆不重辞藻堆砌，但蕴含了极为浓厚的真情实感。因此，得到了后人“口占信笔，不经持择”“为文章不求奇古，平易顺畅可读”的评价。

　　成化十三年（1477年）四月，丘濬擢升为翰林院学士，四个月后晋升为国子监祭酒（从四品）直至1487年。十年间，身为国子监祭酒的丘濬注意到当时文坛已然出现了不正之风，对此他讲道：“近年以来，书肆无故刻出晚宋《论范》等书，学者靡然效之，科举之文遂为一变。说者谓宋南渡以后无文章，气势因之不振，殆谓此等文字欤？”丘濬致力于整顿当时的写作风气，认为好文风关键在于文章的意旨，文藻措辞则不是考量的重点。因此，丘濬借助与同僚程敏政、王鏊、李东阳等人的诗文唱和，重振平易醇厚的文风，力求“以文章领袖缙绅”，重肃时代风气。

　　痛抑时弊，取贤纳士肃学林

　　丘濬作为明朝中期的文坛领袖，同时担任国子监祭酒十年，学子中有不少他的门人。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，心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，以积极入世的态度，苦苦思索挽救与巩固明王朝统治的策略，不遗余力矫正文风士风。丘濬秉着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精神，提出了一系列“经世致用”的建议，殷切地希望统治者能将儒学思想付诸统治的实践中。由此，他萌发了通过总结历史经验、阐述儒家治国思想，以达到帮助君王治理国家的想法。在此基础上，他撰写了《大学衍义补》《世史正纲》等多部著述。

　　但丘濬的理想并不仅局限自身著书立说，更以一代文宗为己任，呼吁读书之人文风要正。丘濬认为，文风的歪曲势必会对科举制度产生显著冲击，倘若在科考过程中出现不合时宜的文章，不仅作者本人将遭受落第之痛，更会给整个科举风气带来干扰。再者，一旦那些受到不正之风影响的科举士子们侥幸踏入官场，定然会影响行政体系的平稳运转，进而为明王朝的统治埋下潜在隐患。因此，丘濬随即阐述了其本人对革除文风之弊的期许：“伊欲正人心，作士气，以复祖宗之旧，使明经者潜心玩理，无穿凿空疏之失，修辞者顺理达意，无险怪新奇之作，命题者随文取义，无偏主立异之非。”

　　丘濬身为国子监祭酒，还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“命题者随文取义”，不要有偏离正统文风的题目出现。无论是考官出题还是考生答卷，唯有恪守经书之旨，不求险怪新奇，方能保障科举制度的稳步运行。《明史·丘濬传》记载：“时经生文尚险怪，濬主南畿乡试，分考会试，皆痛抑之。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，返文体于正。”丘濬将不良文风形成原因归结于科举制度的不良影响，他认为明朝初年的科举考官出题“深求隐僻，强裁句读，破碎经文，于所不当连而连，不当断而断，遂使学者无所依据，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”。科举士子们必须尽可能专心通读所有经书，才能保证在科考的过程中从容应对，这就导致考生过分关注经典文句的训诂解析，而忽视了治学的根本——经世致用。因此，丘濬的科举文风改革思想旨在净化日渐支离的学风，抵制心学的影响，重塑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。他从不满足于单纯地博览群书，而是心怀济世之志，以天下为己任。故丘濬希望天下读书人应当恪守程朱理学所规划的道德修养体系，以经世致用的态度去投身举业，通过研读儒家典籍来探究治世之道，匡正学风的凋敝与政局的衰败，进而实现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历史使命。

　　历史学家钱穆曾给予丘濬高度评价：“盖文庄不仅为琼岛之大人物，乃中国史上第一流人物也。”丘濬为官四十载，廉洁自持，恪尽职守，八转官阶，位极人臣，真正做到了“遥从海外数中原”。他不但始终按儒学“内圣外王”的标准衡量自己，以格物致知、读书穷理、知行合一、学以致用的要求塑造自己。同时，丘濬也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，重振醇厚正大之学风，矫正娇柔险怪之文坛，通过自身的影响力，对后世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（管仲乐）